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音乐不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战斗的号角。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音乐抗战运动，通过一首首激昂的战歌，构筑起坚不可摧的文化长城，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南方局专门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文艺工作，吸纳郭沫若等进步人士，团结了大批音乐界人士，成为音乐抗战的重要阵地。1939年，周恩来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南方局以“抗敌演剧宣传队”为基本组织形式，将音乐家编入专业团队，深入抗战的前线和后方。队员们还深入连队、乡村、学校，教战士、村民和学生们唱歌，结合歌曲内容讲解时事，宣传抗日。

　　抗战时期，重庆群英汇聚、文化交融。众多音乐团体、院校、民间音乐组织等如雨后春笋般竞相成立。在南方局的领导下，音乐家们创作了大量的抗战音乐作品，成为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的强大武器。这一时期重庆的音乐创作和演出的音乐作品数量丰富，质量上乘：贺绿汀的《嘉陵江上》，突破传统民歌范式，借鉴西方艺术歌曲的戏剧张力，成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典范之作；中国第一部歌剧黄源洛的《秋子》，因其在艺术形式上的开创性探索和在民族救亡运动中发挥的文化作用，在中国歌剧发展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马思聪的《抛锚大合唱》，其交响合唱的成功艺术实验早于《黄河大合唱》；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是中国抗战音乐史上兼具艺术震撼力与民族精神图腾意义的杰出作品；谭小麟的《弦乐三重奏》，是中国近代室内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主义杰作；郑志声的《满江红》，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将民族气节、历史叙事与交响技法熔铸一炉的里程碑之作；任光的《洪波曲》，以黄河怒涛为血脉、以华北军民为魂魄，铸就了中国音乐史上罕见的声景史诗。这些音乐作品从重庆辐射全国，成为抗战精神的象征。

　　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继承和发展了长江局时期建立起来的文化队伍和文化骨干，将大后方的各界进步文化人士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实施了一系列文艺统战政策，为抗战文艺运动作出了具体的指导。南方局创造性地运用音乐这一载体，广泛团结各阶层民众，开展各种形式的音乐活动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雾季公演”是南方局音乐统战工作的典范。1941—1945年，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的雾季期间，文艺界举行大规模演出，中华剧艺社等28个剧团参与，演出大型话剧110多台，其中包含大量音乐元素。这些演出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平台。创造了战时首都重庆团结各界民众举行“千人大合唱”、“万人大合唱”的历史记录。

　　新音乐社是南方局领导下的重要音乐团体。1939年由李凌、赵沨等在重庆成立。1940年，新音乐社在重庆编辑出版《新音乐》月刊，成为抗战时期发行时间最长、最受群众喜爱且影响深远的音乐类期刊，成为“联系各地音乐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的纽带”。该社还组织重庆业余合唱团公演《黄河大合唱》，举办纪念冼星海音乐会，成立星海、民主合唱团，极大推动了国统区进步音乐运动。

　　孩子剧团是抗战时期周恩来亲自支持和指导下诞生并成长起来的儿童抗战宣传团体。1939年1月，孩子剧团辗转来到重庆。1939年3月至8月，孩子剧团以重庆为中心，分为两队，沿长江、嘉陵江、岷江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活动，如在重庆江津通泰门码头广场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1940年，南方局组织孩子剧团参加重庆市儿童团体联合歌咏大会，每场观众超5000人。南方局还组织孩子剧团参与"中国儿童号"献机运动，联合20余家单位发起全国募捐，湖南、桂林、浙江等地的儿童团体纷纷响应。南方局通过其领导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对孩子剧团活动进行专题报道，扩大社会影响力。

　　80年过去了，《黄河大合唱》的怒吼、《秋子》的爱情悲剧……那一首首激昂的战歌和大量的抗战音乐作品，依然回荡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

　　(作者 龚永红  重庆师范大学  柴可夫斯基音乐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