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利理的诗集《带括号的小水珠》以深邃的生态意识和独特的意象构造，开辟了一条融合自然哲思与现代审美经验的诗意路径。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交织的时代语境下，诗人并未止步于对山水田园的浪漫追忆，而是以敏锐感知力与深刻批判性，构建了一个自然与人造世界相互渗透、彼此对话的多维诗意空间。从山野梅影到高空电线，从春日微风到高速通途，既承续中国古典“天人合一”的精神传统，又融入当代生态哲学的整体观照，在意象的张力中展开对主体身份、技术理性与生存意义的深层叩问。
从生态诗学的双重维度来看，左利理的诗歌在自然之境与文明之思间游走。她的诗歌不仅是审美抒情，更是一种生态意识的自觉觉醒。她拒绝将自然简化为怀旧符号或抒情背景，而是以深层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的双重视角审视人与世界的关系——既追求精神回归，也不回避现实冲突，从而构筑起一种更具包容力与思辨性的当代生态话语体系。
在《山中看梅》中，“听到雪花与梅花开放的声音 / 暗香浅笑，站立冰雪中”打破了主客二分的传统观物模式。诗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在静谧中倾听花雪私语，实现感官与精神的深度沉浸。这种“物我交融”的体验，正是深层生态学所倡导的“生态自我”的诗意显现——当个体超越狭隘的“小我”，便能在与自然的共鸣中拓展存在边界。诗末“把我变成一树梅花”的幻化之笔，并非单纯浪漫想象，而是主体向自然彻底敞开的精神跃迁，呼应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智慧。这就是深层生态学，物我交融的诗意栖居。
然而，左利理并未沉溺于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幻想。她的目光穿透山林雾霭，投向横亘大地的现代工程——高速路、电线杆、电力塔架。这些象征工业征服的意象，在其笔下并非单纯的生态破坏符号，而是被赋予悲壮而复杂的命运感。《与高速路一道爱与被爱》以悖论式标题开启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一条路建好后就有自己的使命”看似平淡，实则意味深长：道路不再只是冰冷设施，而成为拥有意志与担当的存在主体。它承载“巴渝致富故事”的剪辑片段，在连接城乡的同时，也成为区域发展叙事的重要参与者。诗人在此超越简单的环保批判，展现出布伊尔所说的“环境想象的矛盾性”——即承认技术文明带来的生态代价，却不否认其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正当性。而在《电力架线工的应用场景》中，“用粗大的电线作笔，与大山和风雨为伴”一句，人造物(电线)与自然元素(大山、风雨)并置共存，形成张力中的和谐。这就是社会生态学，现代文明的复杂凝视。
从意象美学的结构特来看，左利理的诗歌是自然与人工的交响编织。首先，她的意象群呈现出清晰的二元格局，但并非对立割裂，而是彼此渗透、相互生成。有自然意象群：季节流转(立夏、春天、冬日、春夜)、植物生命(梅花、茶树、柳枝、竹林)、气象变幻(雪花、阳光、风雨、春雨)、地理形态(大山、远山、湿地、原野)；也有人造意象群：工业痕迹(电线、电线杆、高速路)、生活图景(炊烟、村庄、茶园、驿站)、身体感知(目光、臂膀、深呼吸、孤寂的身体)。这两类意象常在同一诗行中交汇碰撞，形成独特的审美张力。例如《多想领养这个春天》中，“冲开栅栏的春风”将无形的自然之力(春风)与有形的人造边界(栅栏)并置，暗示生命力对规训秩序的突破；而“放任春光，拨动灵魂的琴弦”则进一步将光线转化为可触可听的艺术媒介，完成从视觉到听觉、从物理现象到心理感应的意象跃迁。这种跨感官转化能力，彰显诗人卓越的想象力与语言操控力。
其次，她的意象组合不仅具有类型结构性，更展现出时空交织的意象维度，营造出多层次的“诗意时空体”，令人联想到巴赫金所描述的时间与空间交融的叙事结构。《立夏》中“立夏以燃烧的形式袭来”，赋予传统节气以现代速度感，展现剧烈的时间动感；《饮茶记》中“把小鸟鸣叫的音符，一点一点截留下来”，呈现循环往复、细水长流的时间质地，仿佛在慢动作中捕捉生命的微响。垂直空间见于《电力架线工的应用场景》“光阴在高空架线中闪光”，凸显人类活动向上延伸的勇气与孤独；水平空间体现在《与高速路一道爱与被爱》中“高速路的长远与辽阔”，展现现代交通网络带来的地理延展；内外空间集中于《竹林驿站》“填满孤寂的身体”，将外部环境的绿色充盈转化为内在情感的慰藉，实现由外而内的心理过渡。
正是在这种纵横交错的时空架构中，左利理调动多重感官经验，成功地将碎片化的日常经验整合为有机的整体意象群，构建出一个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质感的审美空间。
从诗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来看，左利理的诗歌也是古今之间的桥梁。她的诗歌既扎根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深厚土壤，又积极吸收现代哲学与生态理论的思想养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一座诗意的桥梁。
第一是意境理论的现代重生。在《明月山》中“明月山西山山岭，明月似弓 / 绵延的大巴山余脉，接纳了我”。此处，“明月似弓”化用古典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式的视觉构图)，但诗人并未止步于描摹景致，而是主动进入山水，“接纳了我”“我目睹了山的全貌”。这不是外在观看，而是身心被自然收容的过程，体现出主体与自然互为主体的关系。在《舀取色，照耀我的家乡》中：“月亮把自己送到树梢的轮廓上 / 从高处向我们敞开，与深蓝的光芒相缀连”月亮不再是遥远冷漠的天体，而成为主动“敞开”的存在，具有情感与意志。这种拟人化的书写，打破了传统意境中“物静人动”的单向凝视，转为物我对话、彼此照亮的动态关系。这正是意境理论的现代重生：不再追求超然物外的空灵之美，而是将瞬间感知、身体经验、心理震颤融入景物描写，让意境成为流动的情感场域和存在体验。
第二是咏物精神的生态升华。《湖边的芦苇》“压不弯的身子骨，沉静而刚强”。芦苇不再只是柔弱飘摇的形象，反而成为精神韧性的象征。诗人欲“把明月山也放牧”于芦苇之侧，意味着将整座山的灵魂交付给这片湿地生命，体现了一种万物平等、共生共荣的生态伦理。这里物不再是工具或象征，而是与人类共同承受时间、疼痛与希望的存在伙伴。这是对传统咏物精神的一次深刻生态升华。
第三是劳动美学的诗意升维。《稻穗的叙事》中“想用农民锃亮的镰刀 / 再度擦亮家乡的田野，描摹家乡的丰饶”。“擦亮”一词极具创造性——劳动不再是征服自然，而是对土地的擦拭与唤醒，是对美的重新发现。镰刀不再是工具，而是连接人与大地的精神媒介。“搬运不尽的稻谷 / 装满瓦房里的粮仓”，不仅是物质收获，更是文化记忆的积淀。这正是劳动美学的诗意升维：从外部歌颂劳动者，转向内部体验劳动的意义；从强调力量与牺牲，转向关注温柔、持续与回归。劳动不再是改造世界的手段，而是确认自我、安顿灵魂的方式。
或许真正的诗意，不在于逃离尘世，而在于以柔韧之心，在时代的裂缝中，持续生长。《带括号的小水珠》以生态整体观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意象系统的创新编织多维审美空间，并通过对古典诗学的创造性转化，为中国当代诗歌开辟了一条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独特路径。
作者简介：杨春梅，重庆市新诗学会、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垫江县作协副主席、评协副主席。作品散见《诗刊》《重庆纪实文学》《银河系》等报刊和网络媒体。